“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及其理论创新，是同它的理论思维的“起点”、理论思维的“变革”和理论思维的“提升”息息相关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理论思维的变革和提升，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的新起点，为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思维的坚实基础。
一、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的起点
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是在推进社会解放思想和实现自身思想解放的双重化进程中展开的。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不仅是哲学推进社会解放思想的前提，而且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的思想解放，突出地表现在：从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从唯上唯书、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从自我封闭、排斥外来的学术视域当中解放出来；从照本宣科、僵化枯燥的话语方式当中解放出来。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的起点。
哲学研究中的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集中地表现在把复杂的哲学问题和哲学派别冲突简单化、抽象化和庸俗化，以“贴标签”的论断代替具体的研究。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所研究的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真理与价值、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标准与选择、自由与必然等全部哲学问题，无不包含着人类实践和认识的极为复杂的难题，并因此引发包括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在内的复杂的派别冲突。哲学的派别冲突是在不同的时代展开的，哲学的历史演进是在不同时代的派别冲突中实现的。在哲学发展进程中所展开的派别冲突，总是以先前的哲学问题和哲学成果为基础，聚焦于人类在其发展中所面对的时代性的实践和认识的难题，因此，每个时代都有反映自己时代水平的哲学派别冲突，特定时代的唯物主义哲学总是同自己时代的唯心主义哲学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离开特定时代的哲学问题和哲学论争，就会把复杂的哲学问题和哲学论争简单化、抽象化和庸俗化，并因而把丰富多彩和不断深化的哲学思想变成某些简单的论断和凝固的教条。在哲学的发展进程中，哲学不仅是在不同派别的哲学论争中发展的，而且是在同一派别的不同形态、不同水平的哲学之间的变革中前进的。唯物主义哲学从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到近代的机械唯物主义再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唯物主义，已经从旧唯物主义变革为新唯物主义。超越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从简单化、抽象化的哲学论断走向具体的、深化的哲学研究，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主义的理论思维开展哲学研究，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在自身的思想解放中所形成的理论思维的起点。
哲学研究中的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是同唯上唯书、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密不可分的。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任何重大的哲学问题都源于时代性的重大现实问题，任何时代性的重大现实问题都深层地蕴含着重大的哲学问题。近代以来的哲学之所以日益凸显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基本问题的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直觉与逻辑、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真理与价值、个人与社会、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构成以唯物论与唯心论、经验论与唯理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为主要标志的哲学派别冲突，其真实的根源就在于近代哲学在时代的变革中经历了由中世纪的“信仰的时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冒险的时代”再到17世纪的“理性的时代”、18世纪的“启蒙的时代”、19世纪的“思想体系的时代”的历史性转换。现代哲学之所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和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之所以形成以科学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价值哲学、政治哲学、生态哲学为主要标志的“部门哲学”或“分支哲学”，之所以日益凸显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自由主义与群体主义、坚守形而上学与拒斥形而上学、国家利益优先与人类利益优先为主要标志的哲学派别冲突，真实的根源就在于人类在“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实现了文明形态的变革，从而实现了表征人类文明的哲学理念的变革。实践的发展，文明的变革，哲学理念的创新，要求哲学研究必须面向自己的时代，研究和回答自己时代的重大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仅实现了当代中国的空前的思想解放，而且推进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空前的思想解放，总体上从唯上唯书、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当中解放出来。“问题导向”的理论思维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在自身的思想解放中所形成的理论思维的起点。
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和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当中解放出来，其直接体现就是从自我封闭、排斥外来的学术视域中解放出来。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本身具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哲学是人类文明的理论表征，是在理论上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总结、积淀和升华。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历史性的思想总是生成于思想性的历史之中，因此，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不能离开表征人类文明进步的世界性的哲学史。其二，哲学是以时代性内容、民族性形式和个体性风格求索人类性问题，哲学理论的范畴体系和表达方式具有显著的民族性特征，哲学命题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诉求则具有深层的人类性特征，因此，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不能离开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对人类性问题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界在已有的“汉译名著”的基础上，大量地引进、翻译、评介现代外国哲学的学术著作，具体地研究以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弗洛伊德、波普、库恩、德里达、福柯、罗尔斯、诺齐克、哈耶克以及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阿多诺等为主要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哲学流派和哲学思潮，为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输入了新鲜的和厚重的学术资源。批判地汲取这些学术资源，反思这些哲学流派和哲学思潮所表征的人类性的时代性问题，拓展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也从理论思维上推进了当代中国哲学的思想解放。
语言是思想的现实。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在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和排斥外来的学术视域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不仅梳理出了一系列具有思想内涵的学术命题和学术观点，而且提炼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内涵的新的学术命题和学术观点，迫切需要以富有思想内涵和时代内涵的哲学范畴体系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学术体系是话语体系的思想内容，话语体系则是学术体系的表达方式。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人类性的哲学问题总是展现在具有民族特征的概念框架、范畴体系和话语方式之中。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并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哲学的话语体系，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主要的努力方向。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既要深刻地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内涵和时代内涵，又要切实地体现中国哲学范畴体系所蕴含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还要积极地汲取现代外国哲学所提出的哲学命题和哲学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话语体系，则不仅要求突破“从概念到概念”的“经院化”的哲学话语体系，而且必须改变“原理加实例”的“庸俗化”的哲学话语体系，以“有理”“讲理”的方式激发人们的理论兴趣、拓宽人们的理论视野、撞击人们的理论思维、提升人们的理论境界。这就要求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从僵化枯燥的话语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以马克思主义基于实践观点的理论思维，不断地探索和构建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当代中国哲学的话语体系。
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任何民族和任何时代的哲学，都是经由哲学家的理论思维所创建的哲学，都是哲学家以其理论思维对人类文明的总结和升华所构建的哲学。哲学家个人的思辨和体验，与人类的思想和文明，共同熔铸于作为历史性思想的哲学理论之中，并展现在作为思想性历史的哲学史之中。每个时代的人类都有该时代的特定的人类历程和理论资源，时代性的人类历程又总是表现为哲学家对它的独特的生命体验，时代性的理论资源又总是表现为哲学家对它的独特的理性思辨，由此构成的就是各异其是且丰富多彩的具有“署名”意义即“有我”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既是哲学家以“个人”的名义讲述“人类”的自我意识，又是哲学家以“人类”的名义讲述“个人”的自我意识。哲学家在何种程度上把握到时代性的哲学问题，并在何种程度上对时代性的哲学问题作出理论回答，决定着该种哲学理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人类思想史上，之所以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之所以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因为马克思以其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基于实践观点的理论思维和勇攀高峰的科学研究，把时代性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升华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沿着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就要坚持不懈地“守正创新”，充分发挥哲学工作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去洞察、概括、反思和回答时代性的重大现实问题所蕴含的重大哲学问题，以艰辛的理论探索和丰硕的理论成果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哲学。
二、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的变革
当代中国哲学思想解放的直接结果，就是实现了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的变革。这种理论思维的变革集中地体现为：变革了以素朴实在论为基础的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变革了以机械决定论为基础的线性因果论的思维方式；变革了以抽象实体论为基础的本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理论思维的变革，实现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哲学理念的创新。
在当代中国哲学思想解放的进程中，最为突出的是变革了以素朴实在论为基础的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界特殊地关注和坚持不懈地展开了对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研究。这种关注和研究决非偶然，而是由于这份被恩格斯称作“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提纲》，在世界观的高度变革了全部旧哲学的理论思维。在《提纲》的一开头，马克思就尖锐地提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看待现实、事物、感性，而没有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意味着，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它“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方式去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仅从“被动”的或“给予”的角度去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是哲学意义上的以素朴实在论为基础的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
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方式去看待人与世界之间的主客体关系，而没有从主体的方面去看待人与世界的主客体关系。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地提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以人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主体为前提的，是以人的目的性、对象化活动为基础的，是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为内容的，是以“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为导向的。主体对客体的关系，不仅包括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关系、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而且是以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文明”为现实基础和真实内容的。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不仅交织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复杂的认知关系、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交织着主体的意识内容与意识形式、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外延逻辑与内涵逻辑、知性思维与辩证思维、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矛盾关系，而且包含着列宁所指出的“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离开主体对客体的极为丰富和极为复杂的矛盾关系，以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去对待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会把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抽象化和简单化，并因而把全部哲学问题抽象化和简单化，把哲学的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变成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从而陷入列宁所尖锐批评的把哲学理论“当做实例的总和”的做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界以实践观点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从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出发，具体地探索人的认识活动中的反映与创造、选择与建构、直觉与逻辑、思想与反思的辩证关系，不仅深入地探讨了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关系、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揭示了知、情、意的复杂的矛盾关系，而且深入地研究了作为特殊的主客体关系的主体间关系，揭示了主体之间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从而凸显了以人的主动性、丰富性和创造性为基本内涵的“主体性”问题，深刻地改变了哲学研究的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
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与线性因果论的思维方式，是互为表里并且相辅相成的。因果关系，既是事物之间、观念之间、事物与观念之间的最基本、最直接、最简单的关系，又是事物之间、观念之间、事物与观念之间的最重要、最间接、最复杂的关系。以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因果关系，A事物引发B事物，则A为因而B为果；B事物又引发C事物，则B又为因而C则为果；由A、B、C而又引发一系列继发事物，则构成前后相继的线性因果链条。以这种思维方式去看待和解释因果关系，就是典型的（也就是直观的）线性因果论的思维方式。线性因果论的思维方式，如同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首先是基于作为“共同经验”的常识思维。在以常识即“共同经验”为中介所构成的人对世界的关系中，人作为既定的经验主体，世界作为既定的经验客体；主体是以“直观”的方式把握世界，客体则是以“给予”的方式呈现给主体。在这种“直观—给予”的主客体关系中，人和世界都是既定的、稳定的、确定的存在，事物之间、观念之间以及事物与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对应的、线性的存在，由此就构成了把握世界的直观反映论和解释世界的线性因果论。
以机械决定论为基础的线性因果论的思维方式，既是根源于作为共同经验的常识思维，又是形成于近代以来的科学思维。按照恩格斯的总结和概括，19世纪以前的近代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它的主要特征是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进而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解成不同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种做法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就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研究对象当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把对象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这种把事物当成“既成事物”的研究方式被移植为哲学的理论思维，就构成了以机械决定论为基础的线性因果论的思维方式。从19世纪开始，人类的自然科学研究，已经由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发展为“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即“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科学。正是针对自然科学的这种基本状况，恩格斯提出，“经验的自然研究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因而在每一研究领域中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简直成为不可推卸的工作。同样，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这也是不可推卸的。于是，自然科学便走上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对此，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在“广阔的研究领域”即科学研究中，不仅自然科学研究离不开作为理论思维的辩证法，而且社会科学研究同样离不开作为理论思维的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这表明，“研究”人的活动与历史规律、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历史的进步与倒退、人类的现实与未来，离开作为理论思维的辩证法，同样“没有达到思想清晰的任何可能”。正是在对相对论、量子力学以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现代科学的哲学反思中，在对人的历史活动与历史的发展规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辩证关系的哲学探索中，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变革了以素朴实在论为基础的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和以机械决定论为基础的线性因果论的思维方式，真实地确立起辩证法的理论思维。
在哲学发展史上，以抽象实体论为基础的本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是全部“形而上学”的理论思维即本质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本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把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又把认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还把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试图寻求与现象相分离的本质、与主观性相对立的客观性、与相对性相割裂的绝对性，把某种抽象的“实体”作为最深层的本质、最彻底的客观性和最完美的绝对性，从而形成了以抽象实体论为基础的本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正因如此，马克思以前的全部旧哲学——包括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都把哲学定位为对终极之真、至上之善和完满之美的寻求。这种绝对的、终极的、至上的真善美，构成了马克思所揭示的使人“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正因如此，马克思提出，近代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不仅如此，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要在揭露“神圣形象”的基础上，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不是寻求“解释世界”的“终极真理”，而是以“改变世界”的自觉“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是对以抽象实体论为基础的本质还原论的最为彻底的超越，也就是对全部旧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最彻底的超越，由此构成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的理论思维。对此，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的基于实践观点的理论思维，就是从人的目的性、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即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去看待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相对与绝对、自由与必然等全部哲学问题。它不仅把人与世界之间的全部矛盾的现实根源归结为人的实践活动，而且把解决人与世界之间的全部矛盾的现实基础归结为人的实践活动，从而构成“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直观反映论和线性因果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超越“形而上学”的本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确立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所实现的最深层的理论思维的变革。
三、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的提升
当代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及其所实现的理论思维的变革，真实地提升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这种提升，突出地表现在：提升了当代中国哲学捕捉和把握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洞察力；提升了当代中国哲学分析和提炼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概括力；提升了当代中国哲学阐释和论证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辨力；提升了当代中国哲学回答和解决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想力。以时代性的人类性问题为实质内容的“问题导向”，构成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的新起点。
哲学研究之所以必须是“问题导向”，是因为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哲学研究的最坚实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就是从时代性的重大现实问题中捕捉和把握其蕴含的重大哲学问题。这就要求哲学研究首先必须提升其捕捉和把握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洞察力。究竟如何把握“我们的时代”？究竟怎样看待“中国道路”？究竟怎样实现“文明形态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明确地提出，“我们的时代”是历史已经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而他们所处的“我们的时代”的主要特征则是“东方从属于西方”。以“二战”结束为标志，在“人民要革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新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地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使“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我们的时代”，具有了新的深刻的时代内涵。从时代的和世界的视野看，当代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而且是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性的和时代性的问题；当代中国所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是中国所开拓的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道路；当代中国所积累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并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建设经验，而是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而且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既需要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为导引的人类文明形态变革，催生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的哲学理念创新。以时代性的重大问题为导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为人类文明形态变革提供创新性的哲学理念，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创新的坚实根基和重大使命。
“问题导向”的理论洞察力的提升，直接地体现为分析和提炼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概括力的升华。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提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分析经济形式需要理论思维的抽象力，分析和提炼时代性问题同样必须依靠理论思维的抽象力。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我们的时代”，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时代性的特征与趋向？对这种时代性的特征与趋向应当作出怎样的概括和表达？从时代性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变革上看，“我们的时代”的特征与趋向，显著地表现在从“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殖民时代”到“东方崛起”的“后殖民时代”、从以“机械化”为标志的“工业时代”到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后工业时代”、从以寻找“绝对”为标志的“形而上学时代”到以寻求“相对之绝对”为标志的“后形而上学时代”。“后殖民时代”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要求互利互惠的经济全球化和合作共赢的政治多极化，因此必须突破“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理念推进人类文明形态变革，正在和必将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后工业时代”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人类的存在方式，科技创新成为文明进步最重要的驱动力。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进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消费方式、交往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以日常经验科学化、日常消遣文化化、日常交往社交化、日常行为法治化、农村生活城市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正在成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中的普遍化的人类存在方式。当代人类存在方式的变革，必然导致社会思潮和精神文化的变革，并由此引发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的哲学理念的变革。同一性与差异性、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相对性与绝对性、多元性与统一性，不仅成为当代哲学探讨的重要哲学问题，而且在这种探讨中凸显了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标准与选择的问题。以“形而上学”为标志的前现代哲学之所以被称作“传统哲学”，就在于全部的传统哲学都把自己的使命定位为寻求某种绝对的、确定的、终极的真理，由此就把世界分裂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非此即彼、抽象对立的存在。这就是统治人类思想几千年的非历史的理论思维。在这种非历史的理论思维中，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根据和标准，就是某种绝对的、确定的、终极的真理，由此构成的就是“没有选择的标准”。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的哲学理念的变革，就是以历史性的理论思维把哲学所寻求的真善美理解为时代水平的人类自我意识，把哲学所寻求的真理理解为“相对之绝对”——历史性的相对和时代性的绝对，把人类自身的存在理解为“超越其所是”的创造性的和开放性的存在。然而，现代西方哲学在“拒斥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却形成了从“没有选择的标准”到“没有标准的选择”的哲学思潮，并由此构成了“没有标准的选择的存在主义的焦虑”。从世界性和时代性的宏大视野看，无论是当代人类选择什么样的文明形态，各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还是每个个体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不可回避地蕴含着“选择的标准”。“没有标准的选择”是非现实的虚假的选择。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标准，这应当是当代中国哲学确立的根本性的哲学理念。
捕捉和把握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洞察力，分析和提炼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概括力，需要诉诸于阐释和论证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辨力。理论思辨力，就是以理论思维的概念、范畴和逻辑去把握、分析、判断和论证问题的能力。列宁指出，“思维的范畴不是人的用具，而是自然的和人的规律性的表述”，“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因此，这样的范畴就“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还包含着特殊东西的丰富性的普遍”。对此，列宁进一步引证黑格尔的话说：“凡是没有思维和概念的对象，就是一个表象或者甚至只是一个名称；只有在思维和概念的规定中，对象才是它本来的那样”。对于如何使用概念把握对象，列宁又进一步提出，必须达到“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些概念必须是经过琢磨的、整理过的、灵活的、能动的、相对的、相互联系的、在对立中是统一的”。这就是辩证思维的“运用概念的艺术”。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在捕捉和把握时代性问题、分析和提炼时代性问题的进程中，不断地提升了“运用概念”的理论思辨力：不仅从反映与创造、选择与建构、直觉与逻辑、思想与反思的辩证关系去看待人的认识活动，从目的性与对象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理想性与现实性、有限性与无限性、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去看待人的实践活动，从理论源于实践与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推进理论与理论引导实践的辩证关系去看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且特别注重研究“现实的人”与“现实的历史”、“人的历史活动”与“历史的发展规律”、“资本的逻辑”与“文明的逻辑”、“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切实地提升了阐释和论证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辨力。
理论洞察力、理论概括力和理论思辨力的提升，从理论思维上提升了回答和解决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想力，赋予哲学范畴和哲学命题以新的思想内涵和时代内涵。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持续深入的“中、西、马”对话中，中国哲学界聚焦于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不仅从“何谓哲学”与“哲学何为”的相互盘诘中追问“哲学”，从哲学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的相互印证中追究“哲学”，而且着力地从哲学与宗教、艺术、科学的相互关系揭示“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的独特的理论性质和理论功能，从“哲学”与“部门哲学”——科学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等——的内在关系中寻求具有标志意义的“我们时代的哲学”。对“哲学”本身的追究，不仅升华了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而且赋予“哲学”本身以新的思想内涵和时代内涵，从而拓宽和深化了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直接地引发对包括“存在”“矛盾”“实践”“真理”“价值”“本体”“反思”“自我意识”等哲学基本范畴的重新审视和重新阐释，对“主体与客体”“同一与差异”“相对与绝对”“自在与自为”“必然与偶然”“自由与必然”等哲学主要问题的重新审视和重新理解，特别是引发了对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重新理解和重新阐释。在这些重新审视、重新理解和重新阐释中，不仅推进了对构成人类思想和人类文明的基本信念、基本方式、基本逻辑和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而且深化了对构成人类思想和人类文明的最深层的基本观念——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这种“前提批判”，变革了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也变革了“哲学”所表征的人类自我意识，赋予人类思想和人类文明以新的思想内涵和时代内涵。马克思说：“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不仅是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而且要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推进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这是“为历史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也是“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根本取向。
（来源：吉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