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律是古代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两种主要手段。在不同历史时期，二者具有不同的理论表达，对这两种手段的运用方式也各有侧重。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德治法治并重逐渐形成传统，强调“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彰显出独具特色的治理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当前，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加需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共同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
德治法治并重是我国传统社会治理的重要特征
“德”字始见于甲骨文，字形右边从直，左边从彳（或行）。对此，曾有学者解释为以“目”（眼睛）指引正道。“德”也与“得”相通，表示遵行正道才能达到目的，有“德”才会有所“得”。关于“法”，《史记》记载了传统社会早期的法：“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这种“法度”，在早期表现为“礼”“令”“刑”等。“礼”起源于沟通天人的祭祀活动，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民族乃至一国的行为规范。德与礼互为表里，德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德的规范性表达。“令”是王向臣民发布的政令，有“誓”“训”“诰”等形式。“刑”起源于对外征伐，后来转变为惩治内部犯罪的刑事规范。
德治是对儒家为政以德、以礼治国的一种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法家思想，强调通过严明法令来维护君主统治和社会秩序。《韩非子》说：“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许多学者认为，“商周之变”与“秦汉更替”的治理思想变化，对古代中国德治法治并重模式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商周之变”是德法关系的一次大变革。“商周之变”颠覆了以往“祖先即为天神”的天命观，把天塑造为具有道德人格的主体，确立了天命靡常、与天同心才能以德配天的观念。以德配天要求从内心检视自己的行为、约束自己的欲望，从而符合天道的要求。这就使得“礼”这一德的规范化形式在整个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商朝假借天命的刑罚观念也因此受到限制，这为西周提出“明德慎罚”打下了思想基础。以德节制罚、以德引导政令的治理理念逐步形成。
“秦汉更替”是德法关系的又一次大变革。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秦以专任法治而强，实现大一统。代秦而兴的汉朝，经过数十年思想更迭，逐渐接受儒家“为政以德”的理念，确立了“德主刑辅”治理思想。这一思想在治理实践中日益表现出积极效能并不断发展。到隋唐时期，“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德治法治并重模式日趋成熟。
古代中国的德治法治并重模式具有鲜明特征。为政以德关乎能否服众，一旦失德，就是有违天命，政令、刑罚就会失去正当性。德治法治并重是一种建立在共同价值取向基础上的秩序追求，即以价值共识、道德教化、礼制规范以及一定的国家强制，实现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的善治秩序。刑罚也是一种维系秩序的重要手段，但在传统价值取向上只是为了“济德礼之穷”，不可以滥用。德治与法治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共同维系国家长治久安。德治注重自我修养，希望人们自觉遵守礼制。不过，如果没有政令、法律的保障，德治也难以落到实处。政令、法律因其强制力而有效，但是单纯以强制力服人也难以实现长治久安。德治以价值认同来凝聚共识、感染人心，法治以强制规范整饬秩序、纠正违失，两者相互支撑才能形成同心同德、安分守法的善治局面。
德治与法治在规范与实施体系上相互融通
礼法结合、德法共治是中华传统法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德治法治并重的重要思想，在规范体系和实施体系上都得到充分体现。
德治与法治各有其“典”“则”。《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有典有则”为后世所延续。“典”是指礼法体系的基本经典、基本法则，确定国家治理的主流价值和主要规范。“则”是各种形态的具体规则，规定行为准则、政务标准等。德治之“典”，主要是官方倡导学习的一系列儒家经典。这些既是阐释德治义理的经典，包含大量关于礼的基本规则，也为其他社会规范形式提供基本价值原则。德治之“则”，散见于各种礼仪礼制、乡规民约、风俗习惯、家法族规、行业性规则之中。法治之“典”向上可以追溯到禹刑、汤刑、吕刑等古代刑书汇编。秦汉时期，律的形式日臻完备。唐朝不仅有以刑事法律为主体的唐律，还有法律典则的汇编《唐六典》，法律形式十分丰富。明清两代在律之外制定了大明会典、大清会典。“法治”之“则”，表现为各种政令、条例、事例和司法成案等。这种“德”“法”各“有典有则”的规范体系是相互衔接、相互渗透、综合为治的。正如东汉陈宠所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
德治法治并重不仅体现在规范体系的融通上，还体现在实施体系的完备上。《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学》以个人道德修养为起点，扩展到天下治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代中国把家庭、家族视为个人人格养成的亲属团体。家被赋予一定的自治权，亲属之间的纠纷有些可以在家的内部自行解决。地方政府负责本区域内律典、政令的实施，以强制力保障秩序安定，同时又注重道德教化作用。比如，一些朝代的州县和乡里设有彰瘅亭和申明亭，由德高望重的乡绅旌表嘉善、申诫顽劣。国家对大典、大政负责，有专职部门负责核心价值确定、经典注疏正义、官吏选拔考试、税赋标准与征收、学校教育等重大事务。国家还允许乡贤、书院、家族、牙行等团体，以内部章程、规约、自律规则等规范形式实行自治。
古代中国德治法治并重的治理模式，历经千百年而逐渐成为传统。德治和法治都认同儒家伦理观念，在内在价值方面具有共同基础。在规范体系方面，典则相互贯通又各有其用。在组织实施方面，既有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又倡导一定范围的自律自治，国家和民间各负其责，大大提升了治理的有效性。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也是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孕育形成的深厚土壤。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需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智慧。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特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并将其作为“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一项具体要求。新时代法治与德治的内涵和方式与古代有很大差异，但在两者结合方式、规范体系融通、组织实施方面，传统治理经验仍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我们强调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既重视发挥法治对道德的保障作用，也注重发挥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法治的实现以良法为前提，而良法必须符合基本道德要求。法律的制定、实施、解释和发展不能与道德相分离。道德也需要通过规范化的表达、组织化的实施，才能与法治更好衔接，转化为人人遵守的行为准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需要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一方面，要强化法律法规的价值导向，推动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贯穿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贯穿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另一方面，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坚持法律的规范性和引领性相结合，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比如，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家教、家风、家训。民法典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这是通过立法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的有益实践。只有法治与德治充分发挥各自作用，做到融会贯通、相得益彰，才能推动形成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良好局面。
（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