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如何使其在理论上得以消化并升华，就构成我们的任务。作为一个自为的过程，这种实践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当代的鲜活形态。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我们面临的则是如何从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实践，以“反刍”和“消化”新的历史经验。这种思考的结果，既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也表征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得更加成熟的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内在地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接受史所展现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不断地向未来敞开的过程。随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深入和拓展，必将在更本质的层面上触及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与会通。能动地建构这种“结合”的新形态，开辟它的新境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所面临的实践任务和理论任务。
首先，进一步增强文化上的自我意识，深入发掘本土文化资源，乃是开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新境界的重要前提。
晚清以降，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东西方两大文明的相遇，中华民族就已经开始了文化自觉，因为这种相遇为文化自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黑格尔说：“熟知并非真知。”我们作为炎黄子孙虽然都分享了自己的传统，但对它未必有一种清醒的自觉。文化往往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其自觉需要借助一面“镜子”折射自我的形象。在解释学的意义上，传统并不是过去式的，而是现在时的，它就“活”在我们持续的阐释和解读行为中。在此意义上，它永远是作为向未来敞开着的可能性，从而不会有一个终结。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刺激下，我们开启了文化自觉的进程。在现代性语境中，往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的一面关注较多，于是有五四时代“全盘西化”论的提出，以至于陷入文化自卑情结。经过一代代仁人志士艰苦卓绝的抗争和奋斗，中华民族逐步摆脱被客体化的命运，由宾格的角色转换为主格的角色，现正走向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我们在文化心态上实现了由自卑向自信的转变。这种文化自信，使我们能够从传统文化中更多地看到积极的因子和优秀成分。
这就要求我们对传统文化资源加以再认识，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发掘和梳理，以便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充分的前提。否则的话，我们究竟拿什么去“结合”呢？传统文化需要依据新的视野不断地去解读和阐释，其意义空间也是开放的。把传统的东西从“文化无意识”状态“唤醒”，自觉地意识到并把握住中国文化意义上的“自我”，也不是一劳永逸，而是一项需要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不断进行的工作。这个过程，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深化并建构起新的历史形态的过程。从内在理路上说，中国具体实际已经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了。因为所谓“中国具体实际”，不仅包括中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也包括更深层的文化条件。那么，我们今天何以格外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觉诉求，取决于中华民族世界性和世纪性的主体地位的自觉确立。
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自觉地融入中国文化元素，使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更鲜明的民族形式。只有体现“中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强调中国性绝不是一个消极的防御性口号，而是凸显中国文化自主地位的内在要求。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越是民族的，才能越是世界的。同时，这也是防止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客观需要。从历史上看，凡是无视中国国情和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都难以避免教条主义之虞。
其次，不断总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经验，使这种结合达到更加自觉的程度。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呈现的激进的反传统姿态，有其充分的历史合理性。因为要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就必须扬弃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就意味着告别传统。而且，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不仅意味着新旧之别，而且意味着中西之异，由此注定了当时的激进取向。离开这一背景，就不可能为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腾出”地盘。
然而，当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并通过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变成一种“实践能力的明证”之后，中国特色、中国国情的重要性就格外地凸显出来了。按照唯物史观，物质—技术层面的生产力是无所谓民族性的。区分民族性的最根本标志集中体现在狭义文化的层面。中国特色、中国国情，取决于传统文化的深度塑造。毛泽东当年就反对那种“言必称希腊”的倾向，强调“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寻求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这种努力鲜明地体现在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叙事所作的探索中，如他的哲学著作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阐释，同时也是用中国式语言所作的叙述，其中融入了大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分和因子，如“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知行合一”等。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有获得中国的“民族形式”，才能真正扎根、发芽、开花和结果，成功地实现自身的应用和发展；否则，就无法变成毛泽东所说的那种“活的马克思主义”。脱离了中国国情、中国特色，不能获得“民族形式”，就只能沦为毛泽东所批评的那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曰“死的马克思主义”。从历史上看，这种马克思主义曾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付出过沉重的历史代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还有一个如何实现由自发向自觉转变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客观上已经隐含着这种结合了。但它还需要我们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在反思层面上使其达到自觉意识的高度。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唯其如此，才能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当这种结合变成一个真正自觉的过程之后，才能获得其历史性的新突破，从而使之进入新的境界。
再次，中华民族历史主体性的确立这一新的历史语境，要求我们更加主动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素和因子融入马克思主义，实现两者的融合会通。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21世纪的发展，就是在新的历史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实现民族形式的再建构。这个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实现中国化的过程，又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
对于一种文化，我们可以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视角加以审视。在本体论意义上，文化不是工具性的，它就是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此而言，它是无法被对象化的。在认识论意义上，文化能够作为被我们认识和把握的对象，即作为与我们的存在适当剥离开来的客观规定。前者称作“文化传统”，后者称作“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完成时的，是可以被对象化的，文化传统则是现在进行时的，是无法被对象化的。在本体论意义上，文化及其传统是“活”的、有生命的存在，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向未来敞开着的可能性。就此而言，我们不能对文化持一种看待“古董”的态度，因为它始终是一个在人们的实际参与中不断生成着的开放系统。换言之，它是活在当下中国人实际生活中的有生命的存在。
因此，我们必须在“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离开了文化的对象化视角，我们就无从在自觉意识的层面把握自己的传统，也就无从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同样地，离开了文化的非对象化视角，我们就找不到文化意义上的那个自我，无法给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何处去？”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前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得我们找到了一个对传统文化加以甄别，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尺度和标准。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使得传统文化不断地“现代化”；就后者来说，我们对文化传统的自觉把握，使得我们必须作为“中国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实现本土化，不断获得“民族形式”。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意味着两者的双重成就。
最后，立足于新的历史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进一步结合，提供更加深刻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共同应对未来挑战、回答时代质询的过程中，必将进一步实现彼此的融合会通，从而获得“结合”的新形态。因为正是这种实践需要和现实考量，构成它们实现“结合”的新的历史契机和条件。在当今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以工业文明为基本模式的发展路径日益暴露出自身的内在局限性，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呈现出现有发展模式的弊端。如何才能走出发展困境，使我们摆脱生存危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达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和解”的立场和方法，为当代人类恰当地选择新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深刻启示。同样地，在实现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古老的智慧同样有其丰富的资源，如“天人合一”和“以义制利”的理念，为优化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昭示了未来的可能性。
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如何使其在理论上得以消化并升华，就构成我们的任务。作为一个自为的过程，这种实践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当代的鲜活形态。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曾明确提出一个任务，即“在理论上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这个任务的完成，也不是一劳永逸，而是朝向未来的。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我们面临的则是如何从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实践，以“反刍”和“消化”新的历史经验。这种思考的结果，既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也表征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得更加成熟的形态。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的不断创新，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愈加深刻的现实基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如何使其在理论上得以消化并升华，就构成我们的任务。作为一个自为的过程，这种实践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当代的鲜活形态。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我们面临的则是如何从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实践，以“反刍”和“消化”新的历史经验。这种思考的结果，既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也表征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得更加成熟的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内在地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接受史所展现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不断地向未来敞开的过程。随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深入和拓展，必将在更本质的层面上触及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与会通。能动地建构这种“结合”的新形态，开辟它的新境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所面临的实践任务和理论任务。
首先，进一步增强文化上的自我意识，深入发掘本土文化资源，乃是开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新境界的重要前提。
晚清以降，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东西方两大文明的相遇，中华民族就已经开始了文化自觉，因为这种相遇为文化自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黑格尔说：“熟知并非真知。”我们作为炎黄子孙虽然都分享了自己的传统，但对它未必有一种清醒的自觉。文化往往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其自觉需要借助一面“镜子”折射自我的形象。在解释学的意义上，传统并不是过去式的，而是现在时的，它就“活”在我们持续的阐释和解读行为中。在此意义上，它永远是作为向未来敞开着的可能性，从而不会有一个终结。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刺激下，我们开启了文化自觉的进程。在现代性语境中，往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的一面关注较多，于是有五四时代“全盘西化”论的提出，以至于陷入文化自卑情结。经过一代代仁人志士艰苦卓绝的抗争和奋斗，中华民族逐步摆脱被客体化的命运，由宾格的角色转换为主格的角色，现正走向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我们在文化心态上实现了由自卑向自信的转变。这种文化自信，使我们能够从传统文化中更多地看到积极的因子和优秀成分。
这就要求我们对传统文化资源加以再认识，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发掘和梳理，以便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充分的前提。否则的话，我们究竟拿什么去“结合”呢？传统文化需要依据新的视野不断地去解读和阐释，其意义空间也是开放的。把传统的东西从“文化无意识”状态“唤醒”，自觉地意识到并把握住中国文化意义上的“自我”，也不是一劳永逸，而是一项需要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不断进行的工作。这个过程，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深化并建构起新的历史形态的过程。从内在理路上说，中国具体实际已经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了。因为所谓“中国具体实际”，不仅包括中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也包括更深层的文化条件。那么，我们今天何以格外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觉诉求，取决于中华民族世界性和世纪性的主体地位的自觉确立。
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自觉地融入中国文化元素，使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更鲜明的民族形式。只有体现“中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强调中国性绝不是一个消极的防御性口号，而是凸显中国文化自主地位的内在要求。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越是民族的，才能越是世界的。同时，这也是防止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客观需要。从历史上看，凡是无视中国国情和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都难以避免教条主义之虞。
其次，不断总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经验，使这种结合达到更加自觉的程度。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呈现的激进的反传统姿态，有其充分的历史合理性。因为要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就必须扬弃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就意味着告别传统。而且，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不仅意味着新旧之别，而且意味着中西之异，由此注定了当时的激进取向。离开这一背景，就不可能为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腾出”地盘。
然而，当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并通过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变成一种“实践能力的明证”之后，中国特色、中国国情的重要性就格外地凸显出来了。按照唯物史观，物质—技术层面的生产力是无所谓民族性的。区分民族性的最根本标志集中体现在狭义文化的层面。中国特色、中国国情，取决于传统文化的深度塑造。毛泽东当年就反对那种“言必称希腊”的倾向，强调“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寻求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这种努力鲜明地体现在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叙事所作的探索中，如他的哲学著作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阐释，同时也是用中国式语言所作的叙述，其中融入了大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分和因子，如“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知行合一”等。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有获得中国的“民族形式”，才能真正扎根、发芽、开花和结果，成功地实现自身的应用和发展；否则，就无法变成毛泽东所说的那种“活的马克思主义”。脱离了中国国情、中国特色，不能获得“民族形式”，就只能沦为毛泽东所批评的那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曰“死的马克思主义”。从历史上看，这种马克思主义曾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付出过沉重的历史代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还有一个如何实现由自发向自觉转变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客观上已经隐含着这种结合了。但它还需要我们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在反思层面上使其达到自觉意识的高度。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唯其如此，才能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当这种结合变成一个真正自觉的过程之后，才能获得其历史性的新突破，从而使之进入新的境界。
再次，中华民族历史主体性的确立这一新的历史语境，要求我们更加主动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素和因子融入马克思主义，实现两者的融合会通。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21世纪的发展，就是在新的历史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实现民族形式的再建构。这个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实现中国化的过程，又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
对于一种文化，我们可以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视角加以审视。在本体论意义上，文化不是工具性的，它就是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此而言，它是无法被对象化的。在认识论意义上，文化能够作为被我们认识和把握的对象，即作为与我们的存在适当剥离开来的客观规定。前者称作“文化传统”，后者称作“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完成时的，是可以被对象化的，文化传统则是现在进行时的，是无法被对象化的。在本体论意义上，文化及其传统是“活”的、有生命的存在，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向未来敞开着的可能性。就此而言，我们不能对文化持一种看待“古董”的态度，因为它始终是一个在人们的实际参与中不断生成着的开放系统。换言之，它是活在当下中国人实际生活中的有生命的存在。
因此，我们必须在“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离开了文化的对象化视角，我们就无从在自觉意识的层面把握自己的传统，也就无从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同样地，离开了文化的非对象化视角，我们就找不到文化意义上的那个自我，无法给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何处去？”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前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得我们找到了一个对传统文化加以甄别，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尺度和标准。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使得传统文化不断地“现代化”；就后者来说，我们对文化传统的自觉把握，使得我们必须作为“中国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实现本土化，不断获得“民族形式”。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意味着两者的双重成就。
最后，立足于新的历史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进一步结合，提供更加深刻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共同应对未来挑战、回答时代质询的过程中，必将进一步实现彼此的融合会通，从而获得“结合”的新形态。因为正是这种实践需要和现实考量，构成它们实现“结合”的新的历史契机和条件。在当今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以工业文明为基本模式的发展路径日益暴露出自身的内在局限性，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呈现出现有发展模式的弊端。如何才能走出发展困境，使我们摆脱生存危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达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和解”的立场和方法，为当代人类恰当地选择新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深刻启示。同样地，在实现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古老的智慧同样有其丰富的资源，如“天人合一”和“以义制利”的理念，为优化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昭示了未来的可能性。
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如何使其在理论上得以消化并升华，就构成我们的任务。作为一个自为的过程，这种实践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当代的鲜活形态。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曾明确提出一个任务，即“在理论上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这个任务的完成，也不是一劳永逸，而是朝向未来的。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我们面临的则是如何从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实践，以“反刍”和“消化”新的历史经验。这种思考的结果，既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也表征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得更加成熟的形态。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的不断创新，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愈加深刻的现实基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